在德国传播针灸

张天戈

应德国蒂宾根市丹研究所所长，吕蒂雅博士的邀请，我和妻子徐洁大夫，一同到德国交流、讲学，传授针灸技术。这次是第三次到德国，不过前两次以讲学为主，这次是以行医为主。翻译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德国语系毕业生周艺女士，在德国留学十年，已获语言硕士学位，在攻读博士学位，德语很好。

吕蒂雅（DR.MED.LYDIAA.REUTTER），是德国人。德国医科大学毕业，双博士学位（医学博士、心理学博士），自己开办了一个西医诊所。他热爱中医药，所以他又成立了一个“丹”研究所。他苦于没有中国医生帮忙，中国留学生周艺（翻译）推荐了我，我们一拍即合。

蒂宾根市（TUBINGEN）在德国斯图加特市附近，是一个大学城，整个城市都为大学服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也是德国唯一没有被轰炸的不设防城市。所以，古堡、校内建筑保存完好。由于学校不断扩大，大部分已经迁移新址。在电视塔顶层的咖啡厅里喝咖啡，可以鸟撖周围景色。这是一个有山、有水、有树木、绿地鲜花，非常美丽的城市，宛如中国江南秀色。

在德国行医的危险性。德国、法国及其它欧洲国家，在法律上是不允许外国人在他们国家行医的。据他们的医生介绍，在德国行医必须有他们国家认可的学历、医师资格才可以申请开诊所。其它国家的医生到德国行医必须学至少一年的德语，然后再学医学。但对中医师比较宽容，如果有中国的学历、医师资格证书，在德国学一年德语就可以进行中医的针灸、推拿治疗，但是没有处方权。如果要有处方权，必须拿到德国的医学博士学位才可以。

如果没有上述资格在德国行医，将被罚款6000马克（折合人民币3万多元），然后驱除出境，永远不得进入德国。这是非常严厉的处罚。我的一个摩洛哥朋友叫赫滋，在中国中医药大学学习中医五年毕业，与妻子尤丽雅（医学博士）回到德国，在法兰克福机场附近开了一个医疗诊所。德国妻子看病，摩洛哥丈夫扎针灸，诊所病人很多。但是，德国政府对摩洛哥籍医生赫滋进行了罚款6000马克，因为她没有德国国籍和德国行医资格。

我在德国如何取得医疗诊所的针灸医疗资格，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既是偶然，也是必然。我们到了德国后，先与尼格尔院长签了两个月的合同，在他们的医院里负责针灸医疗。由于朋友的介绍，我知道在德国行医是有一定的危险，只能以讲针灸课为主了。而尼格尔院长决定，让我公开针灸医疗，并且打出了广告，出了问题他负责任。我就这样开始了针灸医疗工作。以后到吕蒂雅的诊所又工作了一个月，一面给她讲针灸课程、手法、中成药的应用（德国认可的中药）。

在蒂宾根市诊所开展针灸医疗三个月，没有遇到前面介绍的那种麻烦。但是，蒂宾根市政府管公费医疗的官员，到这个医院要求我为他做针灸医疗（当时我不认识），我给他做了2次针灸治疗。两天后，这位官员来到医院问我有没有中国的中医师证件？我说有。他说你可以在德国针灸医疗，因为你是中国的医生，其它国家学中医的没有在德国取得合法的资格后，不能在德国开展中医工作，因为他们不是中国医生。而且，我给病人做的针灸医疗费用可以公费报销，在德国这是少见的。尼格尔院长当时就把我的简历、特长输入到他的电脑里，让更多的德国人知道（也是一种宣传手段）。

我在德国行医也许是个例外。如果说，的确是个例外的话，那就是针灸立竿见影的效果，其次是我的人缘。

在吕蒂雅的诊所里开展针灸医疗又有一种说法，我是从中国请来的中医老师，要把中医、中药、针灸、临床辨证等技术，传授给德国医生。我可以以指导老师的身份给病人看病、针灸医疗、指导如何用中成药（没有处方权只有建议权）。所以，我只能在诊所里针灸医疗、讲课，不能单独在外边行医，否则就是违法，会带来严重后果。

尼格尔院长其人。他是德国的一个复员军官，典型的日耳曼人性格。性情直爽，直来直去，朋友很多，但有冠心病。他喜欢做一些善事。在市中心开了一个整体治疗医院，病人很多。他也是预备役军官，有时还要穿上军装参加军事训练。

德国人（日耳曼民族）的性格特点（后续）；

德国人为什么喜欢中医、针灸、气功、中药？

德国曾有几年用气功治病的费用可以公费报销。据我所知，在北戴河我接待过日本几位来住院，用气功治疗的病人，他们都可以公费医疗，例如：日高惠三郎、苏泰肇等。再就是德国全国曾有几年时间，用气功治疗可以公费医疗报销。而且来回的飞机票也可以报销，这就是为什么德国学气功的人突然增加的原因之一。

其二，德中关系良好，也比较稳定，没有如日本、美国等国家有许多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以及现实的纠纷等，所以两国的文化交流也比较多。中医药、针灸、气功的交流随之升温，特别是气功文化。德国政府和中国一个中医研究机构合作，建立了一个中医医院，开始搞得很红火，德国政府一位部长夫人任院长。由于德中两国的国情所致，现在这个中医院变得萧条了。

原因也简单，德国方面：德国人喜欢用中医治疗，没有副作用，花费低廉。但是德国的医院病人减少，用药减少，医疗器械销售量减少，向国家缴税减少。由此，他们这些人联合起来给政府施加压力。德国的政府是为这些老板服务的，他们害怕这种压力，不得不限制中医药事业的开展。

中国方面：中国官方派出的医疗队，开始两年换一次班，中国人就闹意见：为什么让他去不让我去？应该风水论流转！单位的领导为了减少麻烦，以后就改一年换一次，再后来就半年换一次。我回来的时候又听说改三个月换一次。去的人板凳没有坐热，旅游、采购完东西就回国了，形成了“公费旅游医疗队”。他们不可能一心一意的去宣传、开展中医工作尽心尽力了。这也是中国政府派出公费医疗队失败的原因之一。

其三，一部分德国人并不了解中国，他们是从学习中国气功而了解了中国，他们越学越有兴趣，有的则多次到中国学习、考察、研究气功文化和方法。形成了外国人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个窗口。

此外，用宗教的眼光学中国气功的德国人非常之少，几乎没有。虽然德国人信奉宗教的比较多，但以信奉基徒教、天主教为多。而且对宗教的认识比较清楚，迷信宗教的人比较少。因此，在德国用宗教眼光来学中国气功的人几乎没有。这也是德国开展气功比较稳定、健康的原因之一。

德国的针灸费用和诊费价格：在德国的诊所里针灸的费用也分档次，整体治疗院的针灸费每次50--60马克（当时1马克兑换5元人民币）；有处方权的诊所每次针灸收费在80--90马克（折合人民币400多元）。如果加上拔罐或再用一点中成药，费用可在100--120马克。比中国高的多。

由于东、西德国的合并、重建柏林首都（我参观过在波恩新建的德国政府办公大厦，由于东、西德国的合并后，仍建都在柏林，新政府大厦作废改作它用），修建原东柏林几十年没有维修的大批房屋等，德国的经济也出现不景气，他们也开始压缩开支，中医药工作开展遇到困难，气功的公费医疗被取消也是原因之一。

病案举例：

1、蒂宾根市客运汽车总公司大老板，他个子不高，中等身材，穿着一身牛仔服，到这个诊所治疗腰腿痛。我以为是一位德国普通的工人，自己来诊所，自己走回家。我没有特别给他治疗，因为医患之间有语言障碍，翻译只作了一次简单病情介绍。针灸治疗一个疗程（两个星期），也没有同这位病人很好交流。治疗结束后，他请我们夫妻、翻译到他家做客。本来我们不想去病人的家里，由于这位病人说他的腰腿痛被治好了，他要交中国朋友。正巧我也想亲身体验德国工人家庭生活是什么样子，就这样去了。

在一个星期日，他派车接我们4个人（还有翻译的小女儿），结果我在德国犯了一个“衣帽取人”的错误，原来这个病人是一位有钱的老板。从他的家园规模、家庭装饰就可以看出他的富有。仅从他们夫妻，每年几次的世界旅游所带回来的旅游纪念品，就有两个展厅。门口、各居室装有可视电话，防盗装置先进……。他们一家和他的好朋友们都热爱中国，经常来中国旅游。在这个家庭我们交流一天，老板提出一个问题：

问我：你能不能留在德国？我听后觉得很突然，没有想到德国人会喜欢我。因为过去听说德国国土小，不喜欢太多的移民移居他们国家，所以我没有留在德国工作的思想准备，特别是我不懂德语、英语。我能做到“自知之明”。当然他们也不是中国的“让道是礼”。德国人非常实际，不打戏语、狂语。而且，如果我答应留在德国，这个老板也会为我的绿卡提供帮助。翻译女士当然也希望我们留在德国，我们可以继续合作了。

但是，不知为什么，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没有留在德国。我非常感谢这位德国人的真诚、友善和理解。

2、一位森林伐木工，52岁，男性。在林场做伐木工作，患肩周炎4年，近一年右肩痛疼加重，活动受限，上肢不能抬起，无法用电锯伐木。针灸治疗第一次，右臂可以抬起90度，痛疼减轻，第二天继续针灸治疗，右臂可以轻松高举过头。这位德国病人高兴的用德语说：“这是上帝！这是上帝派来的！”，一边说一边在室内转圈、踱步。翻译苏木风介绍说，德国人对意外奇迹出现，都认为是上帝的安排！吃了几年西药没有见到效果，而只用一根小小银针，扎了一下就能抬起上肢，简直不可思议。当时诊所的医生吕蒂雅博士也被这种针灸速效惊呆了，所以又决定，再与我延续合作一个月，专门教她针灸手法。

德国电视台经常介绍中国中医药、针灸、气功、推拿、太极拳等知识

德国最有影响的电视第一台，经常举办介绍中医药的节目，而且请懂中医的德国医生做主持人。在三个月中，我就看到两次电视一台介绍由韩鹏（德国医生，我参观过他在慕尼赫开的诊所）主持的节目，一个小时全部介绍中医、中药、针灸、气功，特别在介绍气功、针灸时，请两位中国医生当场做了表演。

有人说德国人古板、认死理，而且对名人不盲目崇拜。例如：在德国的大街上，每到下午六点钟，本来天空是亮亮的，汽车灯却都打开了。我问翻译这是为什么？翻译说，这是德国政府规定的，汽车在晚上行驶开灯时间。中国人就是到了晚七点，天不黑也不会开灯，这就是中国人的“灵活性”，德国人则不然。

在人际交往上，他们如果认识了你，就承认了你，那么他们就会信任你、跟你学习，同你交朋友，也会提供帮助。我和我的第五位德国翻译苏木风先生，就发生过在哲学上、文化差异上的辩论（争辩），走在德国的大街上我们又继续争论一个多小时，最后我的嗓子哑了，说不出话了，我们才停止争论。第二天他告诉我说，我的观点是对的，他是错的，最后成为好朋友。

他告诉我说，辩论是德国人的性格，也是认识对方的途径。还介绍说：“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诞生在德国的啤酒馆里，就是争论出来的”。没有到德国之前，如果听到这样说马克思，我会认为是诬蔑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我们交朋友之后，这位翻译问我是不是见一见马克思的外孙女。如果同意见她，他可以作介绍，并且要我们合作。如果合作这位翻译将随同我和马克思的外孙女到河北省政府谈合作的事情。

在德国规定，女儿的孩子不能再姓姥爷的姓。但是，马克思的外孙女是个例外，可以姓马克思的姓，也只能到这一代为止。这也是德国法律的灵活性。

因为一些原因，我当时不敢答应同马克思的外孙女合作，虽然对德国人来说的确是小事一件。但是，这对中国人来说不是一件小事请。后来这位翻译告诉我说，他曾问马克思的外孙女是否愿意去中国，她说已经80多岁了，不想去中国，也不想参加社会活动了。希望安度晚年。

我们在德国超市的尴尬

因为我的老伴去德国的一切花费都是自费，我们为了省一些钱就自己做饭吃。我们又租了一套两室的房子，有厨房、卫生间。但是，我们要自己到超市买菜、买米、买面粉，还要买油、盐、酱、醋、茶。我和老伴到了超市后，开始作难了，我们既不懂德语，也不会说法语、西班牙语，又不会英语。在德国超市买菜，不同的品种有不同的买法，比如买白菜、黄瓜、土豆、大葱、西瓜……，要自己选好买的菜，自己用电子秤秤好后，自己贴上份量标签，然后去算账交钱。我们有点“刘姥姥进大观园”——眼花缭乱。又好像“狗咬刺猬”——不知从那下嘴（手）。买牛、羊、猪、鱼肉比较容易，商店都切好，装在塑料盒里，贴上价码标签，任意选择。

我们又不能去问德国人如何买菜，只好站在旁边，参观人家如何操作买东西。但是，第一次只买到泰国香米、小袋面粉、猪肉等，没有买到蔬菜。第二次我们请翻译带我们去超市实习了一次，才学会买各种蔬菜等物品。

我参观过德国的小学校，几乎在德国每所小学校里的学生都会讲几种语言，比如德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土耳其语等。因为地理位置、欧洲共同体的建立，使得这些国家的民族交流、交融密切。因而德国的小学生大部分可以懂三种以上语言，尽管不是很熟练。我羡慕他们欧州共同体的“无国界”，也欣赏他们的语言文化的穿插、交流。欧洲人所以聪明，如果从生理学上讲，可能与他们掌握多种语言功能也有关吧！

我的感觉是：在国外超市买物品，要使用电子秤、电子计算器，这是个很简单的常识。如果不学会一种或两种外语、电脑基本操作知识就出国打工，你就不是二等公民，而是三等或四等公民了。又比如在博物馆、图书馆、车站等公共场所，都有电脑咨询设置，如果没有起码的电脑操作知识就无法使用这个不花钱的“向导”。所以学习外语、电脑操作，是21世纪绝对不可缺少的交流手段与工具。没有这个起码条件，最好不要出国丢人，至少我体验到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