疗养院书记董连寿同志 要我改行作组织行政工作

        摘自《我的人生故事》

    大会结束了，苏联老大哥也送走了。又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董连寿书记找我谈话，大意是要我改行作行政工作，由我接替张锦玉的人事档案工作，张干事提升为总务科科长，刘玉堂科长病逝，另一位王耀荣科长又调到秦皇岛市卫生学校任后勤处长。董书记谈到我调动工作有几个原因（大意）：

  第一、党组织决定培养你，认为你合适。你是共青团员而且有入党要求，并有一定的政治觉悟，又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

  第二、中苏关系破裂，虽然没有向全国人民公开，从内部文件和这次接待苏联考察团你也会知道一些，你学俄文已经没有什麽用处；

  第三、现在是书记挂帅、政治挂帅，你适合做政治工作，业务干部到处都有，不能只低头拉车，要抬头看路，这是你进步的一个机会。给我一个星期的时间考虑，尽快给他答复，以便走马上任。

    按说，这的确是我的一个难得的进步提升机会，在中国政治风云大变幻之际，我将成为政治挂帅的宠儿，从医务科的医务干事立刻变成党办室的人事干事，而且很快能入党。经过三天考虑后，我认为入党是我梦寐以求的心事，让我改行丢掉业务和俄文又使我举棋不定。恰巧在此时，我又到北戴河附近大薄荷寨大队深挖土地，住在农民家里。我与福建调来的男护士唐建华同志，我们睡在一个土炕上。天上掉下来一个林妹妹，突发奇想：唐建华同志可以替我做这个角色。1、他已经是共产党员；2、工人家庭出身；3、也是青年比我只大两岁，而且男的当护士高不成低不就，没有前途。在老乡的土炕上我同他说了此事，如果同意立刻找董书记，回去后我也推荐你，这件事就这样一拍即合，唐建华不久就走马上任接了班。

    为了工作上的需要，任命报告要上报卫生厅和党委批复：在一次大会上宣布：唐建华任人事干事，我任医务干事。我却没有意识到暴风雨即将来临。后来才知道，是因为我没有听党的话，得罪董书记原因有二：第一、没有听从组织上的工作调动；第二、反右倾运动中要我给刘贵珍院长贴大字报，让我当拔刘贵珍白旗、插红旗青年突击手。因为我在北京两年学俄语与刘贵珍接触不多，特别是写他右倾思想、资产阶级思想表现，我几乎一点也不知道，何况他在培养我、重用我、送我去北京学习，我无法写这种不仁不义的大字报，尽管刘贵珍可能存在一些生活作风或政治问题。

一九六一年是我第一个灾难年

    一九六零年，我从南京中医学院学习回来后，立即投入编选《气功疗法功法选集》工作。这是我在办《气功》杂志时，全国各地寄来的一些气功方法，有八十多种，我选择了五十个各派功法。当然要请示董书记审定，他指示：凡有封建、迷信色彩的、诬蔑劳动人民内容的，一律不能入选集。最后，只选了四十四个功法。（在一九八二年，由第一期全国气功医疗师资班全体学员协助，重新刻印了二百份作为辅助教材，我的心愿总算完成了一个）。虽然在我调出之后，疗养院里也组织几个人进行校对、打印、装订，但是我的主编工作已经完成了。

    在《气功疗法功法选集》印出後，1961年秋季，由唐建华同志特地亲自到山海关，送我一本样本。这是在调出时，我向书记提出的要求之一：我要看到我的劳动成果，不要被别人当作他自己的佳作属上他们的名字。院方领导尊重了我的要求。虽然弹指一挥间，四十多年过去了，这本《气功疗法功法选集》样本我仍然保存着，虽然纸张已经变黄、变黑。

    一九六一年初，组织上对我的调查，包括到北京的家、围场出生地、保定原河北省第一康复医院的调查，初步告一段落。还是董书记找我谈话：“你本人没有什麽问题，但是你家庭有问题，而且问题很复杂。你父亲是历史反革命，你的家庭肯定不是贫农出身，你自己认购的地主成分也差不多，对自己的家庭出身、成分也可以自己认购嘛。所以，你的错误是隐瞒地主家庭出身和家庭（父亲）历史。你是团员，所以要由共青团讨论你的处分，同时教育大家。”

    经过几天的全体团员讨论、批判，最后多数人同意给留团察看一年的处分，当然也有个别人提出开除我的团籍，如刘××（战友）。1961年，经过共青团北戴河区委批示：同意给留团察看一年的处分，1962年，这个处分在山海关人民医院按期取消。取消后不久，我提出申请，退出了共青团。

    也是一九六一年初，河北省北戴河气功疗养院已经对刘贵珍进行了各方面调查，并成立了专案组。由于董连寿书记和刘贵珍院长之间的矛盾激烈，刘院长已一年多不在北戴河工作，而在大连的一个铁路疗养院上班。说不清的原因（也算说的清的原因：一个是把家庭、出身有问题的赶出北戴河，保卫中央首长安全；一个是扫请刘贵珍的外围，以免干扰对刘贵珍专案的调查）。

    第一次下令，离开北戴河的有：胡志（副院长、岳父家出身有问题）、张天戈（隐瞒家庭历史、家庭成分）、曹万珍（小资产阶级出身、妻子的姨妈在香港，刘贵珍的忠实保皇者）。随从调出的还有胡志院长的妻子徐淑贤大夫（北戴河区医院）、曹万珍的妻子王杏芳（市卫生学校）一家四口人。

  院方对胡志院长、曹万珍两家，限期在四月以前必须离开北戴河。对我似乎客气一点，没有限期，也没有说必须滚出北戴河的绝情话，但也没有说明我必须留在北戴河。胡志院长夫妻调到秦皇岛市医院工作，胡志仍任副院长。曹万珍夫妻调到耀华玻璃厂医院工作，这是把我的位置让给了他。

    因为一九六一年的春天，我被耀华玻璃厂党委书记赵恒同志，借调到耀华医院开展慢病快治工作。我看到曹大夫天天犯病，外伤性癫痫（在朝鲜战场上头部中弹后遗症），经常抽风，看到他很痛苦，爱人因为社会关系也被卫生学校解聘，两个孩子又小，生活非常困难。

    我虽然被耀华医院信任和重用，但是我还带着共青团的因隐瞒家庭历史而留团察看一年的处分，心情极为不好，而且我也不喜欢再搞气功工作，也不想在耀华玻璃厂医院工作。尽管他们喜欢我，并为我成立一个疗养所，给我配备了七个医护人员（三个月中我为耀华厂治好了三百多位女工的闭经病和营养不良性浮肿、胃病、神经衰弱等疾病），我已经受过处分，而且是政治上的阶级成分问题，不能给赵恒同志再找麻烦，我想回北京！我想回我的家！我极力推荐曹万珍同志到耀华医院去工作，后来他们看我走的决心较大，就同意安置曹万珍一家，曹在医院当大夫，王杏芳在医院门诊挂号，孩子安排在幼儿园，皆大欢喜。

    我同情曹大夫有两个原因：他是在朝鲜上甘岭战斗中，脑部受伤后患了脑外伤性癫痫，经常犯病，每天全身抽搐几次，很痛苦。他用气功治好了自己的溃疡病的同时，也控制了癫痫发作次数，而且可以坚持工作，所以他热爱气功。另一个原因是他对刘贵珍是忠心不二，谁反对刘贵珍他就和谁对着干，不听书记的话，只听刘贵珍的话。结果把他的家庭划成小资产阶级成分，同我的遭遇一样，给他也开了批判会。据说批判会比我的要激烈的多，只不过他是党员，要在党内开的批判会。他比我可怜，还因为他的妻子有一个姨妈在香港，这是了不得的社会关系，所以开他的批判会比我的次数多，时间也长。他又有两个小孩子，妻子又失业，生活非常困难。曹的文化虽低一些，但人品不错，直来直去，不会搞阴谋，所以我同情他，故而帮他。

    碰巧，此时我在秦皇岛市劳动人民文化宫看苏联电影《茹尔宾一家》。这是和苏联电影《共产党员》等，是每一个干部必须看的，接受苏联模式的共产主义教育。这次巧遇市委书记处书记李越之同志，他是北戴河区委书记，因为他是中央管理八级干部，必须到市委工作，那时的市委书记才十三级，他是八级，尽管他不想当官。他正好坐在我的后排，他问我在耀华医院工作是不是顺心？我只说工作没有问题，已经有成绩，他们对我非常好并想留下我。但是，我不想留在耀华医院工作。李越之同志很欣赏我的工作能力和学习精神，特别欣赏我提出的气功研究不能走巴甫洛夫学说之路，一定要走中国自己中医学说道路，发展传统文化不要带洋帽子，用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学说解释气功治病机理也走不通的学术观点。也是他把我推到北戴河全区干部大会上，作《学习毛泽东思想心得体会演讲》报告的。

    他听了我想回北京的愿望就说：“我给你找一个地方很适合你。秦皇岛市决定建一个干部疗养所，地点设在山海关东二条胡同十五号，唐山地区已批文，同意上马。省里批文下达后，再迁回市里重建，再建大一点的市疗养院。山海关这个所已经试办两个月，规定科、局级干部有慢性病的，可以入所疗养。你自己先去访察看看，是不是满意，如果可以，就办调动手续，不满意我再给你找新的单位。”当时，我只能表示同意，他说赵恒同志那里他去说明。生活上我已经有“进退维谷”的感觉。

    我怀着极为复杂又说不出来的心理状态，悄悄地去山海关住了两天，进行暗访。访查后，我对山海关的印象觉得还算不错，环境很好，有万里长城起点的老龙头、天下第一关城楼、长城角山、三道关、孟姜女庙、乾隆题写的悬阳洞等景点。古城不大，但城墙完整，比北戴河繁华热闹，人口约八万。而北戴河只有两万多人口，人口文化素质也比北戴河高的多。反正只身一人，那时有一支军歌唱的好：“我骑马跨抢走天下，祖国到处是我的家，北方的妈妈送我棉鞋和乌拉……，”我抱着此处不容人，还有容人处、此景不好看，别处转一转的心态，回到北戴河气功疗养院，办了调出手续。之后，到秦皇岛市卫生局报到。继之又办了调去山海关秦皇岛市干部疗养所工作手续。

    我的调动顺利原因有两个：一个是省疗养院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的三年中，是由秦皇岛市代管，有人事调动权；一个是对刘贵珍的专案调查全面开始了，对刘贵珍培养重用过的人或同情刘贵珍的人，只要没有划清界限都可以顺利调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