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工棚（牛棚）当班长

    我在山海关被游街之后，由于我又犯了“告群众状”的罪，把我调到了工棚（牛棚），就说明我和地、富、坏、右、牛、鬼、蛇、神一个样了。派我去烧火墙、打扫传染科病房的卫生、倒痰盂、大小便器、扫院子等最脏、最累的活。因为在革委会里对我的问题看法不一，据当时的医院革委会主任张敬院长（解放军408医院转业医疗干部）说，我还算人民内部矛盾，给牛鬼蛇神当个组长，带领十几个人学习毛选和劳动是对我的考验。

    此时这个工棚里有：原山海关区委书记兼医院院长黄录田、医院书记陈景林、副院长张敬禹、副院长郭靖帮、副院长杨春丽，炊事员任强、女护士宋桂珍、药房司药王天真、刘廷杰总务科催帐员、何亘贵中医科医生、孙亚林内科医生、郭玉颖药房司药（已被打倒的区委书记严幼安的妻子）、区卫生科科长陈景林的妻子杜秀英、杨诚忠五官科医生等，除杨诚忠、王天真、郭玉颖后来可以在原科室上班外，其余都在这个工棚被迫劳动过，有的劳动几天，有的几个月，有的劳动一年、两年。

    我们每天一边劳动，一面学习。我每天都嘱咐工棚全体人员，老实劳动接受批判，在我管理时期内告诫他们不要再犯新的罪行，如破坏、对抗群众批判、自杀等。谁的检查过不了关，可以找我给他们出个主意。还替副院长张敬禹写过认罪检查（他和我同时在传染科打扫卫生），因为他写的几次检查都通不过，很悲观也想自杀。我们关系很好，就偷偷劝他不要走自杀这条路，因为他是共产党员，几个子女都大学毕业参加了工作。他和我的情况不同，自杀会对子女有很大影响。他听了我的劝告没有自杀。后来恢复了院长职务后，他告诉我，他要他的子女永远记住这件事，没有张叔叔的劝阻他早就死了，做人要做张叔叔这样的人。他的大儿子比我才小几岁，在山海关的大街上见到我几次，都下车向我鞠躬、问候，我感觉到真不好意思，就是几句话吗。

    我了解造反派的思路和水平及其目的，果然这位院长他念了我替他写的检查一次通过了。不知是谁把我的讲话和替牛鬼蛇神写检查的事又汇报到革委会，我又增加了新罪行：不能站在无产阶级立场，而是替阶级敌人说话，为牛鬼蛇神出主意。为了封住我的嘴，对我有计划的大批斗又开始了。真是江山好改，本性难移，总想为别人做点好事，却又惹出新的麻烦。

在卫生系统、文教系统接受大批斗

    开始的时候是医院的造反派批斗我，但批斗不起来，因为批判是文斗，而批斗意味着武斗了。我的人缘还是不错的，有人提议在每次批走资派时都让我陪绑，以后的几个月里几乎天天陪绑，而且扩大到卫生系统（包括全区所有医院、卫生所、卫生队）和教育系统（包括全区所有中学、小学教职员工、文化馆、电影院等）。两个系统开批斗会时，人山人海，牛鬼蛇神特别是右派也多了，相比之下我的问题只是出身问题，引不起群众的注意了。

在山海关人民医院放射科主任、革委会成员李儒等大夫处处保护我

    这就是还有一个非常起作用的一个因素：就是一些有正义感的同志和朋友，如李儒等同志在处处保护着我，同造反派争论张天戈该不该游街……，在下乡抗旱劳动中李儒同志也关心着我，唯恐再次受到伤害，在运动中基本上没有挨打。好人处处有啊。

    在工人宣传队进住医院，特别是调换了支左的解放军后（把支左的张景舒换上了王团长，张被调到东北的北大荒），我的处境越来越好一些。我烧火墙时，这位王团长经常悄悄地替我烧火墙、添煤、封炉，打扫传染科卫生。王团长经常在我上班之前，就把每个病房和走廊都打扫的干干净净。最初我以为是解放军学雷锋或发扬优良传统与我没有关系，后来才知道是来做我的工作来了，我很感动，对支左的解放军又有了好感。王团长和工宣队全体队员与我谈了两次话，目的是说明把我游街是错误的，由工宣队去做革委会、造反派的工作，最后一次是王团长谈话，要我给造反派一个台阶下。我问怎样给他们下台阶？王团长说，可以去下乡医疗队。

    工宣队全体最后一次找我谈话的意思，也是认为下乡对我有好处。我只好同意去下乡医疗队了，这样我可以不再受批斗、再写检查了。就这样我又参加了第二次下乡医疗队，尽管我的身体已患上了肝炎，肝功能也有两项轻度变化，同时又得了心动过速症，一紧张或听到敲锣打鼓声立刻就心跳，有时每分钟最多可跳到120-130次，全身出虚汗、精神疲惫极了。这个病在运动后七、八年后才好转。运动中还得了书写痉挛症，如果激动或生气的时候右手就抖动而写字很慢、变形，不激动时还可以正常写字。这也是我现在学习电脑打字的又一个原因。

造反司令说出游街内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快要结束的时候，造反司令肖占魁大夫，特别到我家，找我说了一些悄悄话：“因为你的家庭成分问题我们不清楚，院革委会派我到你原来工作的河北省北戴河疗养院革委会外调，他们那里有一个人说是最了解你的人，介绍说你的家庭肯定是地主成分，所以回来才把你游街了。如果没有北戴河的介绍，我们不敢把你游街示众。有的群众也曾提出不把你游街示众，就把我游街示众（指肖占魁自己，他也是富农出身）。

    肖大夫说，我和徐洁（我的妻子）是卫校同届同学，过去没有矛盾，但是，我说了也不算，我要保我自己不被游街，只好把你们游街了。告诉你这些，就是别恨我，报复我。但是，我已经决定，运动一结束我立刻调走，不能在山海关医院工作了。因为山海关医院被游街的书记、院长、医生、护士等十几个人，都是我下的命令。如果我不调走，将来书记、院长官复原职，绝对没有我的好果子吃。因为你们夫妻不会报复我，所以告诉你内情。为了你的家庭成分，我们到北京市宣武区广安门外派出所外调，他们都说成分不清，不能介绍（北京对我很负责任）。所以才去的北戴河外调。但是，你那位北戴河的战友的一句话起了绝对作用，”他的几句话，道出了一个普通医生被游街的背后，却又牵动出了复杂的政治内幕和所谓的“战友介绍”，令人毛骨悚然。

    在运动结束不久，肖占魁大夫就调到山海关石粉厂医务室工作。我落实政策后，第三次又调回北戴河河北省干部疗养院工作。不久，就又听说肖大夫因肾脏病去世了。文革中风光了一时的造反兵团司令，就这样悄声匿迹蒸发了。在死前的这几年里，他几乎天天担心被批斗、被游街的那些人，说不定什么时候会报复他，所以他活的并不开心，郁闷成疾，自己送了自己的命。其实，被批判、游街的人都落实了政策，院长、书记们官复原职，没有人去报复一个基层医生，因为造反派、红卫兵都是被利用的。

参加文革后的第一批（实则第二次）下乡医疗队一年1969-1970

    为了证明自己的心胸坦荡与对党的真诚，也为了我一家人的生存和我个人的前途，同时也为了早日摆脱造反派强制劳动打扫传染科的卫生（因为没有什么劳动保护，随时有可能被传染上新的疾病），我同意再去下乡医疗队，继续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真乃“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我们这支医疗队，到了河北东北部最偏僻的山区农村驻操营公社。我被分派在庄河大队医疗点。这个村在山上山的岔道上，就是第二层山，三面环水北面靠山，就是一条河，围着村子转，所以叫庄河。下面有几个大队，但都是山区农民，都比较穷。最穷的两个队是葫芦套沟、横岭（与辽宁省的建昌县三县交界的地方），交通不便。山地不打粮食，木材运不出来，都要把木材烧成炭，再用不打掌的驴驮出来卖点钱，因为牲口打了掌，就不能走有搓脚石的山路。所以都吃国家返销粮。

    在这里我走遍了山山水水、沟沟叉叉。访问了家家户户，看到了农民生活真实情况，这里要比其他地区农民要苦的多。比如，葫芦套沟一带，没有大路和小路，只能走河套。当地有顺口溜为证：三十里地一条街，玉石马路修到头（从沟门到沟底都走河卵石路）。大街两边是高楼（两边是陡峭的山崖自然风景也很美），一天三顿稀糊湖（没有干饭吃）。河套是厕所（不下雨河套是干的），擦屁股用石头（买不起手纸只能用河套里的河卵石擦屁股，他们连秫节棍都没有）。

我们出去吃派饭的故事，（在另一篇）………

    在医疗队一年后又回到医院。由于劳累、营养不良、沉重的政治包袱所致，我开始天天发高热十几天不退。不知我的肝病加重了还是又得了新的疾病，但是革委会抓革命的杨主任说：贫下中农就喜欢找你看病！你去不去？一些病人喜欢我的针灸技术是事实，我不能辜负贫下中农对我的信任，杨主任不让我休息我只能坚持……。

    就是我们一块劳动的那位张敬禹副院长（解放出来可以做医生），把我从诊室送到病房住院了，这时我已经出现黄疸。赵树荫大夫是我的主治医生，他确诊不了，就请几位院长会诊，也没确诊。李廷辉院长说，把药库里最好的药都用上，救命要紧，先治疗，后确诊。每天给我输液体一次，输了10多天（一种用数字代号的药品，每瓶药一百多元，在当时只有高级干部才可以用的药品），结果病情大有好转。

    住了一个月医院，出院时我问几个院长我得的是什么病？李廷辉院长说了一句很有风趣的话：稀里糊涂得，稀里糊涂住，稀里糊涂治，稀里糊涂好，你就稀里糊涂出吧！大家都笑了。笑声中蕴含了我侥幸被救活了，笑声中也有对医疗条件的无奈，也有对现实政治运动的无奈，笑声中也流露出好人长在、好人有好报、好人到处有啊！

    其实后来，还是北京派到北戴河为暑期中央领导服务的医疗队山海关分队，他们给我确诊了。当时，给我会诊的是北京宣武医院儿科主任韩懿芳教授、河北医学院四院内科胡秉勋主任。他们确诊我得的是：肝炎再次感染。我觉得他们的诊断是在听了我的叙述之后才做出的。当然，这是他们撤走后我分析的结果。原因有二：

  1、他们看了我的住院病历，又检查了我的身体，认为这次患的是乙型肝炎可以确诊，对以前的诊断他们有疑问（第一次是在1962年诊断的慢性肝炎，依据是两项肝功能变化在临界线，其余都正常），那次诊断为肝炎正好是天灾人祸造成的低标准年代；

  2、第二次住院是在1970年，将近十年的时间了，他们认为第一次的诊断不正确，有可能是低标准时期引起的肝营养不良症，不一定是肝炎。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再次到北京中国中医研究院进修一年（见另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