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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原创 作者：张天戈
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媒体：原创 作者：张天戈
专业号：张天戈
2006/11/12 17:08:44
洞房花烛夜 金榜题名时
我的第六个人生旅程开始了
一九六一年的七月，我调到山海关秦皇岛市干部疗养所工作。但是，这个所暂时由山海关人民医院管理，所以我的人事关系挂在山海关人民医院。这一呆就是十九年零两个月，尝尽了人间酸甜苦辣。只有在山海关的这十九年里才使我懂得了：什么是人生，什么是幸福，什么是痛苦，什么是磨难，什么是耻辱，什么是人生价值，什么是荣誉，什么是友谊，什么是患难见知己，什么是落井下石，什么是疯狂，什么是丧尽天良……，这就是我不愿意离开山海关的原因之一。
当时我会是一种什麽样的心境？可以这样说，初到山海关我是举目无亲，也没有一个朋友和熟悉的人，我又是带着留团察看的政治处分，从省级医院被赶出来到一个基层小医院工作。而且阶级斗争越来越升温，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正在进行，四清运动已经开始，毛泽东主席制定的的十六条和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已经先后出台，毛、刘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越来越激烈，而牺牲的大多数是被划定的地（地主）、富（富农）、反（反革命）、坏（坏分子）、右（右派）五类分子，和内部掌握的军（连级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特（特务）、政（保长以上）十种人及其家属们，还有一部分政治失意者和臭老九（知识分子）。
我是留团察看的地主狗崽子，我的心情又出现了犹如万丈高楼失足，杨子江心断缆翻舟，跌进万丈深渊的感觉。此时，我也在问：我到底是谁？我得罪谁了？这是为什么？我犯了什么错误？我常问自己，以便让自己冷静下来，认真的思考如何生存和工作下去。对每个人来说，灾难和挫折是难免的，也是暂时的，也许它也可以变成一种动力，面对现实催人奋进。这也是孟子说的：苦其心志，饿其体肤的时候，而且我还年轻，还有几个关心我的同志和朋友，组织还会信任我的。经过短时间的心态调整，我找到了心态平衡，提着我全部家产，一个小行李卷，带着两箱书籍（唯一财产）到了古城—山海关。
秦皇岛市干部疗养所设在山海关的城内东二条胡同15号。是一个被没收的地主大院，三层房子，设三十张床位，收容对象为秦皇岛市内的科局级以上的干部。第一任所长是秦皇岛市委监委书记袁子山同志。袁子山同志对我的工作很支持。第二任所长，是市委秘书长牛芳林同志，他对我的工作不怎么支持。因为他在唐山学刘贵珍气功疗法时，因为气冲头，经常头痛。找过刘贵珍治疗，可能没有治好或者没有时间给他治疗，因此，牛芳林同志恨气功，也恨刘贵珍，牛所长不但不支持我的工作，而且给我找过一些麻烦，还制造过一些工作障碍。比如练功的时间他要玩麻将；练太极拳的时间他要带领疗养员去爬第一关城墙……。
新上任的中共山海关区委书记严幼安同志（原市委组织部长）喜欢打太极拳，支持我的工作，但知道了我的工作很不顺利，就把我调到区政府新成立的计划生育办公室。在计划生育办公室又工作了一年多，之后，又到计划生育手术队，走乡串户，宣传计划生育的重要性，并且对多子女的实行做绝育手术。可想而知，六十年代第一次全国性的高计划生育困难有多大了，老百姓受千年“多子多孙，多幅多寿”“养儿防老”等旧文化影响，不愿意做绝育手术。故此，有些老百姓就骂我们计划生育手术队是“断子绝孙队”，不给我们派饭吃。可喜的是那个年代开始的计划生育宣传工作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终于使人民大众了解了这一工作的伟大意义，并且自觉地、健康地、科学地进行计划生育……。
因为这个疗养所任务不大，半天在疗养所搞医疗、太极拳、气功疗法工作，半天在医院保健科工作，负责全区各机关的干部保健工作。几个月后，逐渐适应了这个环境，我肯干、能吃苦、谨慎工作，很快受到同志们的欢迎。
但是麻烦也就来了，医院的姑娘多。她们很快知道我还是个单身小伙子，就托人找我约会、看电影、逛天下第一关。一位护士姑娘，几次邀请我到她家里去吃饭，我也不敢去。每个星期日，我为了节约粮食，只能躺在床上睡觉、练功。我的粮食不够吃，两下肢也有了浮肿，这使我很苦恼。单身姑娘们都很着急，而对我来说，对谁都不熟悉，又无法去了解，更重要的是我还有留团察看一年的处分，我必须表现自己，在到期的时间里取消处分。这个时候我怎麽能谈恋爱呢？这是一个危险的游戏。况且，我也在和北京中国中医研究院的胡纯之主任、赵光大夫联系了，准备找机会调回北京。同时，也与秦皇岛市卫生局人事科科长李金兰同志（王涛之副市长爱人）联系好，他们已经同意我的要求，把我的材料报到了北京市宣武区卫生局，也真的排上了号，等待进京名额。但是她提出可以结婚，要我结婚，婚后可以一起调北京，我相信了她的话。我太幼稚了，我又上了当。
回来后，我就跟书记、院长说：可以考虑我的婚姻问题。书记、院长分别介绍了几个姑娘让我见面，很快就发现书记与院长之间、院长与院长之间也有矛盾，他们都在争取我这个下放的年轻人。由于我的处境艰难，三十而立再结婚的计划不得不作特殊处理了。仅就生活而言，我已经饿的小腿浮肿，走路没有力气，又不能说饿。结婚也许多一门亲戚，对我的生活能有些照顾。但是，我又天真了，找对象也要看出身、是否党员、是不是先进工作者，新的门当户对又诞生了，这点我还不知道。
我不能和医院里的先进工作者、共产党员姑娘结婚
在几个姑娘中，有一个是区委书记兼医院院长肖明同志（老红军干部）介绍的。这位护士姑娘出身贫农、共产党员、先进工作者、卫生系统的标兵。由于工作关系，和他有些接触，这位姑娘和我都表示同意谈谈。可是没有几天，肖明书记（代表组织）又找我说：你的家庭有问题，这个姑娘是党员又是先进人物，不适合与你结婚，我已经又给你物色一个姑娘。我虽然不是党员，但也有自己的尊严，我拒绝了。
一位业务副院长张敬禹同志又找我谈话，告诉我他又给我介绍一个姑娘，星期六下午六点，在电影院门前见面，一块儿看电影，这位姑娘姓WA。院长把电影票都给我买好了，嘱咐一定按时赴约。上次那个打击对我来说，比青年团给我留团察看的处分要寒心的多。前者是家庭问题，我确实不清楚，是个政治问题。而后者，则是关系到我自身地位、人格、权力问题。第一次有了受侮辱的感觉。原来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中国，人群与人群之间，也是不平等的，它的标准是以阶级来划分的，而且极为严格。所以山海关的姑娘，我一个也不敢要了，院长介绍的第二个姑娘我不能去见她，尽管他可能恨我（后来发现这位姑娘的确在恨着我，那天她在电影院门口等了我两个钟头，没有等到我。后来我们又在一个科室，工作不协调，使我很难看）。
怎么办？我没有了办法。只有相信我的战友李克勤（卫生学校团支部书记）、朋友姚佩（卫生学校教导主任）介绍的卫校毕业生徐荷萍（调山海关後改名徐洁）。这位姑娘，在我还没有调出北戴河时就已经见过面了，因为都是地主出身，凑在一起是否对劲，我很忧郁、忧虑。加之我正被共青团批判而没有继续进行此事。我调山海关时，他已分配到海港区医院工作。很巧的是，卫校的同学分配在山海关医院的就有十几位。其中她的同班同学李亚琴、尚玉金、薛瑞芬、丁福利等，特别是李亚勤最关心此事。李亚琴几次约徐菏萍到山海关见面，我也到她的三姨（马向坡）家，和她的姥姥（顾守先）一家见面。
记得在秦皇岛市里和她见面时，有两次是在西前街的餐馆（早已拆掉），她用粮票买的大烧饼（二两一个），吃得很饱。第三次以后，她的三姨每次都包海蛎黄、白菜饺子，烙锅贴，非常鲜美好吃。拿了人家的手短，吃了人家的嘴短，这个对象不搞也得搞了，两个烧饼把我们拴在一起了。所以我常开玩笑说：我们是两个烧饼搞上的对象。
媒人李克勤是我的战友，秦皇岛市卫生学校成立时，由我院调去几个主力干部：副院长李蓝田（任校长）、医师姚佩（任教导主任）、总务科长王耀荣（任总务处主任），而李克勤任办公室主任兼团支部书记，掌管全校人事档案。为了慎重，他从档案中给我选择妻子。她看了几个女学生的档案，认为徐菏萍比较合适，她的父母在解放初期均死于肺结核，同她的三姨生活在一起，又是独生女，结婚后她没有家庭负担；第二，相貌一般但性格稳重，人品不错，能吃苦耐劳。其中也有几个漂亮的姑娘，但不稳重，怕婚后发生矛盾我管不了；第三，身体健康没有任何疾病；第四，家庭出身也是地主而且是北京出生，婚后谁也不必嫌和谁。为了摆脱在山海关的尴尬局面以及挨饿的处境，我就这样定下了解决终身大事的决心。
我在山海关城、乡灭浮肿病人
此间，山海关医院的领导，还让我第一次下乡到渤海公社，搞扑灭人体浮肿工作（就是吃不饱引起的营养不良性浮肿）。几个月后，为了照顾我的身体，又让我到城里为居民灭浮肿。每十天要向上面汇报死亡多少，三度、二度浮肿病人有多少，治好了有多少。这时国家缺粮食问题有些好转，每个浮肿病人每月发半斤豆面，再以后就给浮肿病人发半斤葡萄糖粉。当然我也沾点光，把突然死亡人的那一份留下来自己用了，虽然不多，但也省几斤粮食。所以山海关城里没有那一家我没去过的，而且要经常各家串，那时我就对山海关的风土人情有些了解，对这个古城、四合院等，越来越有了兴趣。
四个新亲四碗糊糊（玉米面稀粥）
一九六二年一月，在山海关区政府民政科，办理了我们的结婚登记。之后，我和徐和平女士在山海关医院结婚了。山海关医院的同志们都参加了，一百多人。我到北京买了二十斤水果糖，发给大家，皆大欢喜。我有意识的拿出大家风度，让每个参加婚礼的人都吃上一大把糖块。令人总也忘不掉的是这一年还是低标准，没有粮食吃，也没有酒肉，不敢请亲朋好友参加婚礼。我的亲人只来一个十五岁的小弟弟张天萌。但是，娘家人不能不来几个，新事新办，老年人一个不来，只来年青的。徐洁的老舅顾守谦（俄语翻译）先生、大表哥刘盛瑞（石油公司书记）先生、她的最好的同班同学郜凤舞（市医院手术室大夫）、周桂芬（海港区医院）二位女士，总共四个新亲。她的堂叔伯哥哥徐锡东，不同意这门婚姻，所以没有约请徐家人参加。
婚礼结束了，四个新亲吃饭成了问题。厨师不给做饭，因为没有粮票。最后请示总务科长，赊了二斤玉米面，请孙荫庭师付作了一锅糊糊粥（面粥），只有咸菜，没有一点酒、肉。四位新亲吃也得吃，不吃也得吃，不吃是不给面子，吃了又不是滋味，他们还是吃了。所以孙荫堂师傅见人就说：“我做了一辈子酒席，还是第一次给你们的结婚宴会打玉米面糊糊吃！真是天下奇闻”。证婚人肖明院长、司仪团支部书记王永生、媒人李克勤等，连糊糊也没有喝上，因为没有粮票了，食堂不能再借我了，他们害怕我还不起粮票。
说起来我还算有运气的人，我还是从北京的家里拿了一套里面三新的花被褥（妈妈给准备的），我的一套旧的被褥也抱在一起，贴上几张当时流行的画，特别是北戴河疗养院的几位战友和同事们，知道我喜欢苏联油画，给我送来一套列宁在十月的油画，表示祝贺。十几张油画贴在小小的新房里，着实增色不少。北戴河的大哥哥、大姐姐们是了解我的人品的，让我感动不少日子。我没有买一件新衣服，一个是没有钱，一个是我已经因为穿西服受到过大会批判，无需再找麻烦了。那时买什麽东西都要票，东西少人多就抓阄，正巧抓毯子票，在医院门诊部六七十人中抓一条毯子，却被我抓到了。也算增加一点喜气，尽管我不想占这个便宜，当然也有人嫉妒我，才调来不久就让我抓到了。
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这是古人对新婚郎君入洞房时的心态描写，我虽然在一个国家生活低标准的时期、不该来的地点、特殊的政治气候、背着留团察看的政治处分，举行了一个极不寻常的婚礼，说不出来的是庄重，还是说不出来的喜悦，或是一次幽默。总而言之我完成了一件人生大事，我也结婚了，我也有了妻子，我也幸福，尽管我背着沉重的政治包袱。
初到山海关的几个月中，我已感觉到，山海关的民风、人情比北戴河要好的多，与过去的北京相似。山海关城内的北街，还有为徐达镇守山海关时建的寺庙（可喜文革时期拆除了）。城里的老住户就连说话都是京腔京味儿，有的老人儿化韵很明显。居民的文化素质普遍比北戴河高的多，山海关中学（解放前的田忠武氏中学）是全河北重点中学，解放前后，为国家又培养了不少有用人才。而北戴河只是几个小鱼村组成，除了大海没有甚麽人文景观，又以渔民和农民为主。要说有景观除大海和莲峰山外，就是洋人的小别墅了，似乎北戴河的风景和当地人民素质并不协调。
五十年代，北戴河当地的干部介绍说，北戴河的老百姓过去是胡弄洋鬼子，因为他们为各国的别墅服务、维修、冬季管理，必须用北戴河人。介绍人仅举一个例子可见一般，比如，别墅院内的花草树木，每年要由当地工人剪枝、浇水、灭害虫等维护工作，而小工们白天上树去抓害虫，把抓住的害虫放在随身带的盒子里，让洋人看看抓到的虫子，洋人很高兴，立刻给钱。但是，等到了晚上，他们又把害虫悄悄地放回树上，洋人不得不再找人抓虫子，如此周而复始。现在是胡弄共产党了，这位干部又介绍说，比如有些疗养院对水管、暖气的维修，多数是用季节工，可是你只要用了一次，下次不用他了，再找别的工人很难修好，因为他在你的水管（暖气管）里又做了手脚。比如，关键的地方管子里面套管子，让你自来水流水但不畅，让你暖气管子走气，单房间不热。你必须还得把做手脚的那个人找回来。当然，骗人的人和事，在建国前比较多，建国后就比较少了。可是这种经验、特殊地域文化氛围，造就了这个地区的民风、民俗、民间文化。
山海关早已是世界闻名的军事要塞，是水、路、空交通要道和枢纽。又是万里长城的起点，人文景观较多，自然景观也比北戴河多的多。前面已经介绍一些，不再赘述。
结婚后，我又到市卫生局找李金兰科长，她笑着对我说：你上当了。结了婚怎麽能再调走呢？你是北京的家，又是转业军人，而且北京市宣武区卫生局已经来函：同意你调回北京工作。可是你的新婚妻子是不能调进北京的，两地分居又不符合政策。你如果不愿意在山海关工作，可以再换一个地方，秦皇岛市所有的医院由你挑选。
一步错，步步错。真是一着棋错，满盘皆输。由于选择不是时候和地点的婚姻，把我留在山海关十九年零两个月，这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缘份，或是命该如此吧。不过我也体验到，在秦皇岛地区几个政府的领导同志，对我还是信任的并给予关照，他们确实想留我在此地工作。证实了我的推测：天生我才必有用。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我喜得千金，起名叫毅丹
开始我给女儿起的名字叫意丹，意思是我搞气功，要意守丹田以养生，气功事业又是党的事业。但报户口的是徐洁的同学丁福利大夫，她认为叫毅丹好，女孩可以学苏联的女英雄丹娘。派出所的王月增同志也认为毅丹好，他又加一个解释：学习丹娘的毅力，这就是毅丹名字的由来。遗憾的是妻子在生孩子的关键时刻，我没有在他身旁，而是奉市委之命到秦皇岛市委招待处，并住在那里专职教市委书记丁一、市委副书记赵青云、市长武学文、耀华玻璃厂党委书记赵恒、耀华玻璃厂厂长、北京玻璃研究院院长高志、市委文教部部长王芳、市法院院长范颖华、市委宣传部长、市体委主任李岚西、市公安局赵局长等领导同志太极拳、太极剑等太极拳运动两个月，不许回山海关护理和探视。这次教太极拳，是在一种半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
在此时，我的太极拳老师李经梧先生是主教练，我是太极拳助教。同时，我还学习了吴式太极剑、扬式太极刀等套路。因为这些领导干部学太极拳的水平不一样，书记、市长是初学，赵恒（原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吴德的弟弟）、高志在五十年代初，就学习了陈式、吴式、扬式太极拳、太极剑，他们是继续深造，太极拳门内的行话叫整理架子。这两位打的太极拳虽然没有我的好看，但是比我有功夫，因为他们比我学拳时间长，而且是因病学拳，肯下功夫。在学习太极拳方面我也受到了他们的一些影响，所以后来我做了一段太极拳助教练，写出了太极拳与内功的结合、《太极养生内功》等著作。
1962年，中国的国民经济失调和自然灾害刚刚有点恢复，但粮食供应仍然紧张，干部每人每月只能吃到26斤定量，地方节约一斤，食堂垫底一斤，食堂大师傅再克扣、偷吃一点，我们吃食堂的小伙子，只能吃到肚里的粮食也就20斤，根本无法吃饱肚子。但是，我和李经梧老师要去教太极拳，而且是上、下午，8个小时都教太极拳。人们都知道“穷文富武”这句话，吃不饱饭怎么练武，我们在领导面前，又不好意思提出来。这时，市委文教部长王芳同志提出来请市委书记、市长拿个意见。最后不仅可以破格在市委交际处用餐、住宿，而且费用由原单位报销（后来王芳部长偷偷的告诉我，我们的脸票和饭钱都是丁书记和赵书记给交的，单位只报销住宿费）。
我吃了两个月的饱饭。所以，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造反派揪黑帮，查黑线又找到了我，也不算奇怪。山海关医院的造反派和北戴河气功疗养院的造反派，“互通消息”、“互搞外调”就把我揪出来了。造反派说：黑帮找黑线，为什么黑帮单找你不找别人教功、教拳？为什么找你写书？……。最后，造反派卫生系统兵团司令，肖占魁大夫在批斗大会上宣布：“张天戈是修正主义的黑苗子”！……。过了不久，批斗会上不再提黑帮黑线的口号，批判根源来自“坚持反动立场”了……。
造反司令说出游街内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快要结束的时候，造反司令肖占魁大夫，特别找我说了悄悄话：“因为你的家庭成分问题我们不清楚，院革委会派我到你原来工作的河北省北戴河疗养院革委会外调，他们那里有一个人说是最了解你的战友，介绍说你的家庭肯定是地主成分，所以回来才把你游街了。如果没有北戴河的介绍我们不敢把你游街示众。有的群众也曾提出不把你游街示众就把我游街示众（指肖占魁自己，他也是富农出身）。肖说，我和徐洁（我的妻子）是同学，过去没有矛盾，但是，我说了也不算，我要保我自己不被游街，只好把你游街了。告诉你这些就是别恨我，报复我。但是，我已经决定，运动一结束我立刻调走，不能在山海关医院工作了。因为山海关医院被游街的书记、院长、医生、护士、特务、右派等十几个人，都是我下的命令。如果我不调走，将来书记、院长官复原职，绝对没有我的好果子吃。因为你们夫妻不会报复我，所以告诉你内情。为了你的家庭成分，我们到北京市宣武区广安门外派出所外调，他们都说成分不清，不能介绍。所以才去的北戴河外调。但是，你那位北戴河的战友的一句话起了绝对作用，”他的几句话，道出了一个普通医生被游街的背后，却又牵出了复杂的政治内幕和所谓的“战友介绍”，令人毛骨悚然、寒心。
在运动结束不久，肖占魁大夫就调到山海关石粉厂医务室工作。我落实政策调回北戴河工作不久，就又听说肖大夫因病去世了。文革中风光了一时的造反兵团司令，就这样悄声诺迹蒸发了。在死前的这几年里，他几乎天天担心被批斗、被游街的那些人，说不定什么时候会报复他，所以他活的不开心，郁闷成疾，自己送了自己的命。其实，被批判、游街的人都落实了政策，院长、书记们官复原职，没有人去报复一个基层医生，因为造反派、红卫兵都是被利用的。
一九六四年六月，又得了一个儿子，起名叫心丹
此时，是中国阶级斗争继续升温，四清运动激烈之时，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前夜。让孩子的心永远跟党走，心（思想）永远是红的，起名叫心丹。当然，也可以解释为心守丹田，与气功养生事业又有关系。我感谢我的妻子，给我生了一双儿女，北京的爷爷、奶奶，更是高兴的不得了。最初北京认为是胡弄他们，一定要给孙子照一张露着小鸡鸡的照片。我照办了，他们有了第三代：孙女、孙子。
游客于2015/10/16 10:59:36写道：| 版权声明： 1.依据《服务条款》，本网页发布的原创作品，版权归发布者（即注册用户）所有；本网页发布的转载作品，由发布者按照互联网精神进行分享，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无商业获利行为，无版权纠纷。 2.本网页是第三方信息存储空间，阿酷公司是网络服务提供者，服务对象为注册用户。该项服务免费，阿酷公司不向注册用户收取任何费用。 名称：阿酷（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女士，QQ468780427 网络地址：www.arkoo.com 3.本网页参与各方的所有行为，完全遵守《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如有侵权行为，请权利人通知阿酷公司，阿酷公司将根据本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删除侵权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