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幸的被游街示众---文革运动
作者:张天戈
2006/6/2 14:04:29
文革中的有趣事儿
荣幸的被游街示众……文革运动中
作者:张天戈
文革中的有趣事儿—— 荣幸的也是难得的被造反派揪出来游街示众
我荣幸的被造反派揪出来同走资派和“牛鬼蛇神”等一起游街示众
文革运动中我只能老实做人,小心翼翼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唯恐越雷池一步招来杀身之祸。我还是门诊组的学习组长,全院学毛主席语录歌曲、革命歌曲教唱者,我觉得活得还是有滋有味有内容的。
突然,有一天医院革命委员会抓革命出生产的杨某某副主任指示,要我糊几个游街用的高帽子和几个纸牌子,给走资派和牛鬼蛇神游街时使用。此时,我在保健科工作,全区干部保健工作由于文化大革命运动已经全部停止了。我用了半天的时间,找秫秸棍、白纸、浆糊等,完成了革委会给的光荣任务,自以为是革委会相信我重用我,那里知道我的办公室对面是医院的会议室,正在开全院造反派大会,讨论游街名单、游街方法和路线。我正在给高帽子上写字,张大夫(外科医生)也在保健科看我糊高帽子,突然肖占魁大夫(卫生系统造反派兵团司令)喊我去开群众大会。到了会场就感到有些异样,气氛不对劲,有两个人提出要把我游街示众(医院的WYR、住院处会计员YSQ两个人喊得最凶)。理由是反军、反革委会、反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黑干将,是三反分子。当场就给我弄了一个纸壳牌子(纸药箱子做的,看来也许是临时增添的),临时写的“官衔”是坚持反动立场----张天戈,在名字上用红笔打了一个叉子,用外科的绷带拴上,挂在我的胸前,开始了极不寻常的游街运动。
这次游街运动为何不平常,几乎是全区卷入了这次活动,在当地影响颇大。对这次游街运动医院革委会做了充分准备,支左军人(张姓军人)在台前幕后支持。大批红卫兵和群专指(全名“群众专政指挥部”)、铁路造反派等介入,使得这次游街的革命行动显得极不寻常和隆重。
游街开始了,从山海关医院出发,打头的是中共山海关区委书记兼山海关医院院长黄录田同志,他带一鼎高帽子,有四尺多高(都是我糊的)。第二个是山海关医院副院长郭靖邦也有高帽子,第三个是山海关医院副院长杨春丽(郭靖邦的妻子妇产科医生),也戴个高帽子,都是纸糊的,每人高帽子上写的官衔不一样。第四个是山海关医院副院长张敬禹同志,第五个是日伪时期的特务RQ(炊事员),第六个是“反革命分子”孙亚林(内科医生),第七个是女流氓宋某某(身挂两串破鞋),第八个是右派分子杨诚忠(眼科医生),第九个是我本人,坚持反动立场张天戈,第十个是女护士麻丽华,胸前挂的也是坚持反动立场牌子,最后一个第十一个是大流氓分子何亘贵(中医科医生)。
宣布后没有什么解释,也没有什么说明,大队人马就从医院出发。看热闹的人站满街道两边,可谓人山人海。红卫兵在两边开道。引人注目的是山海关第一中学的学生,全部围在被游街人的两边(每人手里拿着一根四分粗,大约三尺长的铅管,一头有磨斜面的尖,武斗时可以用来做扎人的武器),使游行队伍顺利前进(实质上形成一个包围网,似乎把我们保护起来了,以免受到过激群众的伤害。当然,也许是防止我们逃跑)。被游街的牛鬼蛇神还拿着锣、鼓、镲,钹,一边走,一边敲打,打一下锣,或敲一下鼓,就要抬起头让群众看看我们的模样,我们都是谁。
带队的人由革委会和造反团决定,如肖占魁(卫生兵团造反司令)、胡司令(山海关区革委会委员人民医院的护士),还有红卫兵、区红色造反兵团等带领群众呼口号,好不热闹。此情此景让我闪电般联想起,1948年在北京我上中学的时候参加“七五事件”那次游行,似乎历史事件总要重演,但时过境迁,意义却大不相同了。
游行队伍走出医院大门,顺南大街往南走,刚走到东三条口,我身后的麻丽华带着大肚子(怀孕八个多月)哭哭啼啼问我:张大夫这是怎么了?为什么把我们也游街了?我们有什么罪?我回头小声对她说:这是运动,要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不要多说话。可是她不理解我的意思,几次拉我的衣服我不敢再回头,她又问他身后的何亘贵大夫,何亘贵却大声地说:“这是一场戏,红卫兵是被蒙蔽的,他们不知道真相,这有什么可哭的,就当是在演一场戏,我们都在演戏!”几个红卫兵不让何大夫再说话,何大夫一边走一边说:你们红卫兵小将不知道我院的情况,不该游街的上街了,该游街的没能上街。红卫兵劝说他,不让他在游街时再说话辩论,游完街回到院里可以说,何大夫很固执,继续说这是一场戏,这下激怒了红卫兵,一个红卫兵说:你再说话我就打你,医院里的事我们不管,你要支持我们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行动!何大夫继续在辩理,并说:你们打吧!往这里打!何大夫用手指指他的头。此时两个红卫兵就把他拉出队伍用铅管打了他几下,其中一下打在何大夫肘部的麻筋上,痛的他喊叫并改了咀,说了支持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行动,不再说话了。这个插曲发生不到十几秒钟就算暂时平息了。
游街大军又继续前进了,通过南大街的四条、五条、六条、七条、八条、九条,这条街是山海关的商业中心,来往人很多。又走出南门,山海关南门外有一个广场,当时,左侧有一段没有拆完的半截城墙作为为演出戏台,太子很高很大。台上不知道是那个系统正在开批斗大会。台上台下都是人,可以用人山人海来形容。我们这个游街队伍可能档次比较高,形式也新颖,开批斗大会的群众呼啦一下都围观我们这支队伍了。其中,人群中有一个青年小伙子也挤过人群,凑到我们近前一看,就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原来这个青年是我身后跟着游街的麻丽华的丈夫。四支眼睛打了对光,女的哭声更大了,男的被这突如其来的情景吓坏了,看到自己心爱的新婚妻子挺着大肚子被游街,哇的一声也大哭起来,扭头就跑了,他消失在围观的人群中……。
这次游街不许我们低头,必需仰着脸让群众认识我们都是谁,这也使得我们可以看到在群众中一些熟悉的面孔。我也怀着既好奇又忐忑不安心情,说恐惧似乎也没有,说悲伤也没有伤可悲,说游戏又很严肃、隆重,总之,是一种莫名其妙,难以用语言形容的心境与环境,我用扫描的眼光搜寻着在看热闹的人群中那些熟悉的面孔。这些认识我的人中,看到我被游街时的一霎那,他们是喜、怒、哀、乐、忧、思、悲、恐、惊中的那一种,预想游街后会带来什么后果,他们又是如何去看待这次游街运动或者说游街事件的……。
说也奇怪,过去我基本是内向性格,小时候又受‘四书’和传统教育的影响,自尊、礼让、爱面子……。但是,在游街的时候我却没有害怕、也不感到羞耻、也没有恐惧的心理。因为事发突然只是在脑子里迅速搜索这几个字:我为什么也被游街了?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中国人是不是都走火入魔了?,中国人疯狂了?…………
我发现很明显的一点,在游街的路线上,有一个人很起作用的人,几乎他说了算,造反司令也不敢惹他。这个人就是所谓的荣复军人,多次退职又多次工作,以拿退休金为荣的医院WYR。建国后有极少数所谓复转退军人,他们的个别人的口号是:身上打个眼,比毛主席小不点,以此为本钱,目无法纪,老子为革命受伤有功,谁也不能奈我何,这个人就是这类人物之一。后来才知道这个人私心太重,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干了不少违反政策的坏事,游街人的名单大部是他提名的。游街的队伍走到山海关火车站时,看热闹的人群少了,因为这些被游街的人在山海关这块地方大多数人都认识,而且是有头有脸的人,说不定以后还要求人家看病、办事;也许说不定下一次自己也被拉出来游街了……,看热闹的这些人渐渐地散去了。
此时,又往西奔铁道口,大概是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少,就从兴华街往北返回到南关,进南关后又进入东九条,再走到九条东头,顺通天沟往上走(往北),到八条、七条、六条、五条、四条、三条、二条、头条。然后由二条、三条回到南大街。因为二条、三条东口、西口住的医院职工家属比较多,大概是给家属一点压力和扩大游街的影响。在到三条胡同西口,到了中共山海关区委办公大院时(临时改为群众专政指挥部),就把特务任强、反革命分子孙亚林送回群专指挥部关押。
此时红卫兵把何亘贵大夫拉进区委大院门洞过道里,按倒在地,几个红卫兵用铅管狠揍多嘴多舌的何大夫,我听到被打的狼嚎一样哭叫、求饶。看来嘴硬也硬不过铁管,学董存瑞炸碉堡容易,学许云峰、江雪琴受刑难啊。
我被游街的事,对许多人来说是个意外,是个谜。在游街的三个小时中,我搜肠刮肚也想不出,我为什么被游街示众。游街后又回到医院,接着又开了一个批斗会,喊一些打倒、捍卫之类的口号,被游街的人要老老实实接受群众专政。奇怪的是散了会没有人管我、理我,好像没事了,真好像是在演一齣摺子戏。当时想我可能只是个配角而已。
第二天上班后,还让我带大家学习(每天早上天天读毛选一个小时,也叫天天读)。我的学习组长没有撤掉,我推辞说既然游街了就是阶级敌人了,没有资格再带大家学习毛主席著作了,包括李儒主任在内也让我继续带领大家学习,再三推辞不掉也只好听从大家的意见。但是,到保健科上班时,听到造反司令与革委会头头们,正在研究组织第二次更大规模的游街活动,有的上了游街名单,但不在院里工作,造反派决定:派出在院外工作的人也立即被调回来,等待游街示众。我觉得这里面有鬼了,要把更多的人拉入牛鬼神队伍,这不是把医院搞乱了而是要把这个地区搞乱了,要把天下搞乱了。造反派没有把我当作主要敌人,我的办公室和会议室是对面屋,有造反意识的人说话大多声音高,会议内容我听到一些。我认为我们这批游街者的队伍已经扩大了,再扩大游街人数,后果更加难以预料。
一时血涌到头上,脑子又发热了,我就一人跑到支左的军宣队找何队长,谈一谈我的看法,提出我的意见。何队长是解放军201飞机场卫生队的队长(军医,就是林彪逃跑的那个机场)。他负责文教、卫生口的支左任务。本来我们认识,此时却像对待敌人一样横眉立目,让我到“群众专政专政指挥部”去提意见。我到“群专指”见到许多造反头头,他们分三摊:山海关铁路为主的造反派为群专指的主要成员,他们是真正的工人阶级;还有支左的解放军;另一些是区委、区政府干部中没有大问题的人,被吸收进来当参谋。首先与我认识的几位区政府干部谈了我对游街的看法:
1、把我游街没有道理,但我可以理解和支持;
2、被游街的人数扩大了,有的仅仅是个认识问题,如麻丽华只是个出身问题特别是怀孕八个多月,不应该给她游街;
3、何亘贵是属于不同观点,有点“流氓作风”也是内部矛盾;
4、医院造反派酝酿组织更大地游街队伍,而且拟出了名单(20人左右),我认为应该制止第二次游街运动,引导他们走正确的路线。
他们几位干部同意我的观点、建议。他们提出要我向铁路工人造反队同志汇报一下,他们提醒我,他们是群专指的主要成员之一,他们可以客观的对待这个问题,然后再与支左的解放军同志谈谈。铁路工人代表是位年轻人,听我介绍后认为我说的有道理,并说他们有所发现,认为医院情况极为复杂,答应同医院造反派谈谈。这位年轻工人小声说:“你要注意,有人要把你遣返到承德围场,然后用你换回一个人调入山海关工作。这件事只是区里一个干部提出来的,我们会阻止违背政策的事再发生”。
此刻在旁边一直听我反映情况的解放军说话了,这位支左的解放军是操张北或山西的口音,穿灰军衣的(可能是201机场部队的,过去不认识)。他听了我的叙述后开始表示赞成,但听到何亘贵的名字立刻变了脸,站起来并用几乎是吼叫的声音问我:“对何亘贵游街问题你做过调查吗?他在医院外面的反三红活动你知道多少?你回去给我写个材料,都是谁不该游街?为什么不该游街?谁该游街?为什么该游街?我认为今天游街的都是革命群众提出来的,我们要支持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支左解放军就是支持左派嘛!如果你提的问题属实有人错游了,我们会引导造反派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你回去一定做个调查:这些人为什么被游街,写个材料给我”。
此时我如噩梦中惊醒,出了一身冷汗,原来如此。这次游街运动是革委会、支左部队、群专指早就组织好的,或者至少医院的革命行动事先已经得到认可,不仅仅是医院的造反派想多抓几个阶级敌人立新功。我赶紧说对何亘贵的院外活动情况一无所知(确实不了解,但不外乎观点不同罢了),我答应回去后写个材料(检查)明天交给他们。
福不双降,祸不单行。什么叫冤家路窄,我刚要走出群专指大门时,医院一个造反派女头头到群专指汇报工作,她与我打了一个对光,心理立刻紧张起来,预感到我可能又惹了大麻烦。本来那次把我游街不是在计划之内的(后来才知道的),但我又犯了告群众状的罪、告革委会的罪、告造反派的罪、告支左解放军的罪,这回无罪变有罪。
果不其然,第二天上午,突然全院在大会议室开批斗大会,批何亘贵不老实,给他升级送他到“群专指”对何实行专政。再一个是批判我不支持造反派的革命行动,到区里告群众的状(这句话很阴险,是一种挑拨性、煽动性口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为牛鬼蛇神翻案。这个会主要是针对我安排的,主旋律是:不支持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就是反军、反革委会、反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三反分子,会场上响起了打倒流氓分子何亘贵!打倒反三红黑干将张天戈!群众无罪!造反有理!……。
当然,我要据理力争。我觉得祸已闯下了不如说个清楚,也豁出去了,就与几个造反派们辩论起来。在学习毛泽东思想问题上,医院的造反派也许辩论不过我的,我曾经是北戴河区青年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在北戴河全区的大会上做过学习毛泽东著作体会报告。在这次批判会上造反派所提的问题都让我驳倒了,但造反派中的几个人下不了台,有点恼羞成怒,就把我送到了医院的工棚(其实就是劳改的牛棚)。
在批斗时也要做喷气式,也叫燕飞式(就是低头弯腰90度两臂向后抬起,手心向上好像燕子飞翔一样),每次都要做两个小时以上。时间长了腰痛得难受,两臂抬的时间长了,也变得麻木了,满身大汗淋漓,痛苦极了(后来到放射科拍片子诊断:颈椎第3颈椎脱出第、5、6、7增生融合间隙消失;第3,4,4、5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由于我精神上受到压抑和摧残,下乡医疗队一年多,生活艰苦又吃不好睡不好,身体已经虚弱到极点。也看到、感觉到、听到一些内幕消息,觉得太无聊了,对这种批斗有些难以坚持了。加之我的两个孩子(一个两岁,一个四岁)也被卷了进来,说我的四岁女儿骂红卫兵、恨红卫兵,我的两岁儿子喊反动口号,证明人是医院托儿所的两个阿姨。在当时发生这种事是最可怕的,是要命的反革命罪。造反派立刻就又开我的专题批斗会,质问我为什么教孩子恨红卫兵,喊反动口号。我犹如升到五里云雾中,摸不着头脑,我无法回答。因为我的两个孩子都在托儿所整托(24小时全托),托儿所就在我住的院心里,可以说是在托儿所长大的。孩子的妈妈隔一天一个夜班,我的房上就有红卫兵站岗,并用探照灯来回照射。我们后院就住着红卫兵一个排,是保卫三红、保卫医院的主力军,更重要的是在当时造反派已经派人24小时监控我了,我睡觉都有人监视,我怎么会有时间去教连话都说不清的孩子喊反动口号呢?!
不过这反而提醒了我,亲身体验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此时,我便开始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来龙去脉和我周围的众生相,从大环境中找被游街的原因和小环境被‘插黑手’制造冤案的原因了。
为此,我到处搜集红卫兵、造反派出版的小报,特别是北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石油学院、地质学院等,有代表性的报纸如《东方红》、《井冈山》、辽宁的《八三一》、武汉的……等,我还花钱买了不少各省市小报,最后我把它分类装订成册,足有一麻袋(后来军宣队都收走了)。从这些小报里我学习了不少东西,也知道了不少国家人事机密,也知道一些党内的路线斗争是多么激烈和残酷无情,也知道一些不该知道的肮脏的东西。我有些迷惘,也开始担心国家前途和我个人的命运以及我家四口人的命运了。
正在此时,一位革委会副主任叫YZX,找我的妻子徐洁谈话,动员她与我划清界限,并要天天监视我。为了革命也可以离婚,有情况要及时向他报告,还要她写批判我的文章,要在大会上发言,以表示与我划清界限了。
我们做了自杀准备
我的妻子是否动摇过,我也不清楚。为了不连累妻子和影响两个孩子的前途,我正式提出与妻子离婚。我让他到秦皇岛市里找她的亲戚商量这件事(她父母早亡靠亲戚养大),她同意了。但是,过了一天回来后,我的妻子没有因为政治运动和我被游街而提出离婚,反而提出同生死,共患难,可以进行全家自杀。我很受感动,难得妻子一片真心,这是出乎我的意料的。
既然如此,我们就悄悄地进行两套方案:第一个是跳山海关的城墙自杀。要光明正大的死,要轰轰烈烈的死,震动京山线、京沈线,震动北京城;第二个是服大量安眠药自杀。悄悄的死,无声无息的死。执行那一套方案,要看运动发展形势决定。计划拟定后我和妻子就到天下第一关城楼、罗城、北斗峰察看,那一段城墙最高,跳下去保准摔死(死不了罪更大)。
经过两个小时察看,我们最后选中了天下第一关罗城内,瓮城城墙,墙高地面又硬,而且是交通要道,人来人往多。但是,那一天我察觉,好像有人跟踪我们。第二天开批判张副院长的会上没有让我陪榜。主持人在批判会上再三强调,要经得起考验,不管有没有问题不能自杀,自杀本身就是对党、对人民不忠。确实有人跟踪了,我们放弃了跳城墙自杀的方法,只好积累安眠药进行第二套自杀方案。为了不让人发现再被救醒,而采取用烈性安眠药速可眠辅以鲁米纳,在八小时之内不被发现,自杀即可成功。
当鲁米纳、速可眠等三种安眠药够我们一家四口人用的时候,我把两个孩子也接回来了,开始实施我们的全家自杀计划。安眠药已经够用了,谁先服药,谁最后服药,这是个技术问题了,也是个决心问题。此时,我再次提出让我的妻子徐洁可以办离婚手续,只有一个条件,两个孩子送到北京我弟弟家里,再嫁人也可以,就一个条件:孩子必须姓张,不能改姓。但是,我的妻子不同意离婚,她说:“您不相信我的话我先服安眠药,我服完了再给孩子们服,你最后一个服药”。说着话就把安眠药的瓶盖打开就要服。此时我心跳的不那么快了,头脑反而冷静下来仔细看着我的妻子,又看看睡着的两个孩子可爱的小脸,她能下此决心真不容易,我找到了一个好妻子。妻子的决心关系到自杀的成败。
过去人们都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可在我们这个小家庭最困难、前途未卜的时候,尽管有造反派头头给她压力,她仍然不同意离婚,要与我同归于尽,令我刮目相看,因为就在我们周围因为文革运动离婚的已经不少了。既然决心已定,早一天死,晚一天死,都是一样,万一有个逢回路转,也许能让我们一家活下去。我们就议定:暂时不进行自杀行动,等一等,看一看,今后运动发展形势再说。
由于在秦皇岛市干部疗养所工作时,我被传染上了乙型肝炎,文革游街后又遭批斗、劳动改造,身体一直没有恢复好,接着又下乡医疗队一年。回城后病情加重,发热不退、肝功能轻度异常、乏力、纳呆,肝脾肿大,而且出现黄疸,此时不得不住院治疗。两位院长李廷辉、张敬禹对我很关心(五位院长已经官复原职),要我到北京大医院确诊。结果中苏友谊医院内科和协和医院(当时叫反帝医院)内科,都诊断是1、早期肝硬化2、肝癌待查。我每天只能吃2--3两粮食,妻子把全家的肉票、油票、糖票、点心票等,都给我吃了,苦了她和两个孩子。经过住院治疗和在她的护理下,我的病逐渐好起来,这是妻子的功劳,没有妻子的关爱、安慰、护理,我的命就是不跳城墙自杀也活不到今天。
游街也是一种人生体验,不是所有人都能体会得到的。被游街的、看游街的、在旁指手画脚评论游街的、回家偷偷议论游街的,他们各自的感觉是不会相同的。所以,我认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被游街,也是一种荣幸。游街在特定的时期不一定是坏事,从中会有所悟,或新悟。
游街也是另一种宣传广告。我在门诊当大夫时期,一些好奇的患者特意挂号到我的诊室看病,其实,就是要看看我怎么样了;有的从来没有病也想来看看被游街的张大夫长的什么样;还有的知道一些内幕的,特意到诊室悄悄地告诉我一些我不知道的‘内幕新闻’。你要是病人少,您也来一次游街示众,之后,找你看病的人会多一些。不信?下次“文革运动”您试一试!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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