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关西讲学散记 [随笔之二]
作者:张天戈
2006/5/22 13:52:02
日本关西讲学散记 [随笔之二]
张天戈
(1992—1993年两次访问)
1991年,在东京开会的时候,日本关西气功协会负责人津村喬(真名高野威)先生悄悄的中国在大阪的留学生吴京梅女士找我,津村喬先生计划在当年的冬季,邀请我到神户、大阪、名古屋等城市讲学、交流。当时(这是一种礼貌),我要先问山本政则先生是不是以后还邀请我来日本,如果他还请我到日本讲学,我就不能与津村喬先生合作。但是,山本先生说他不再邀请我,他说要每年都换被邀请人。因此,我第二天就答复了津村喬先生(第二天津村喬先生亲自来见面),我同意与他合作。
在回国后的通联过程中,津村喬先生提到要把刘贵珍的《气功疗法实践》译成日文出版,请我给刘贵珍的《气功疗法实践》日文版写个“序言”,我答应了。我当时忽然想到,刘亚非的父母在世的时候,多次提到请我把刘亚非“带出来”,特别是她的母亲要我多教她医学、气功医疗等各方面知识(在气功研究室期间,我共教带她有十多年,我也带着她走了许多地方,培养她的讲课能力)。这又是一次出国机会,打算请津村喬先生把刘亚非也邀请和我一同去日本,也有个伴。再则他父亲的《气功疗法实践》小册子译成日文出版,又是个喜事。我就写信说明我的想法,经过协商津村喬同意了我带刘亚非同赴日本,我很高兴。
起飞前,我们到北京前门草场7条,看望刘亚非的叔父刘贵玺先生,他在北京市饮食服务公司烟酒批发部工作。刘贵玺先生夫妻俩给我的印象都很实在,说实话。他们老夫妻俩同意我带刘亚非去日本。从谈话中知道,他们对刘贵珍父女非常了解。
1991年12月27日,我和刘亚非由北京经上海飞往日本大阪,应关西气功协会理事长津村喬会长邀请,在日本访问、讲学一个月,完成文化交流任务。于1992年2月1日由大阪飞回北京,与亚非一起回到北戴河。
此行又参观了日本一些城市和风景点,在这次访问中,特别是参观日本的寺庙比较多。最后到松江市讲课,又参观了日本最大也最有影响的松江市的松江寺庙。据介绍,在日本寺庙中规模是最大的,朝拜的人很多。日本国每个天皇在登基的时候,都要到这个寺庙参拜,从朝拜登记薄中可以看到许多国家领导人、知名人士、旅游团体等,也去参拜……。
其实,如果没有日本友人的介绍,我不可能弄清日本的寺庙有几种。其中有日本本土的神庙,有中国传入的佛教寺庙,有中国道教传过去的寺庙,还有现代的新教。如果走马观花从外形上看似乎没有区别,其实区别是有的,有的区别还很大。日本友人介绍,日本人有80%多的人信奉宗教,如:本土神教、佛教、道教、天主教、基徒教、新教(当时我看到新教场地的旗杆上悬挂有70多面旗帜,朋友介绍说一个旗就是一个新教)。但是信奉本土神教最多,青年人为了赶时髦信基徒教、天主教比较多(有的就是为了结婚需要的宗教场面),回来还信奉自己原有的宗教。也就是说,年轻人多数信奉两种宗教,原因就在于此。日本的老年人很少有这种情况。说明日本青年人的宗教文化也在悄悄的发生着变化。
这次我们还登上新神户的六甲山,参观了日本最大的植物园。这个植物园是中小学生的学习生物课教学基地,也是生物专科大学的实习园地。因为它集中了世界各国所有能移植的植物品种,自然风景非常美丽。
休闲娱乐之时,日本友人请来了日本年轻人的“街头乐队”。他们演奏了很多乐曲,但他们用的不是通常人们用的那种乐器,我数了一下,除一把手风琴外其它都是生活用具,如:锅、碗、勺、磁缸、洗衣服的搓板、铁桶……,还有些我不认得是什么用品,反正能敲打出声的。他们的演奏和表演了,很有意思,使人愉快。这个节目也是我联想起我在50年代部队学校时组织的“锅碗瓢盆交响乐队”,我认为人类在很多方面心灵是相同的,不仅仅是音乐艺术一个方面。
在讲课休息的日子,我们也住在日本朋友的私人家里,进一步了解日本人的生活状况。这次,我们住在关西气功协会事物局长日高惠三郎家里。是单门独院,二层楼,很宽绰。从照片上知道,日高惠三郎先生是日本的功勋飞行驾驶员,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到中国谈判建立日中邦交,就是由日高惠三郎驾驶的专机来中国的。在闲聊中知道,他也是在二战中驾驶飞机来过中国的,只不过是运输机,不是轰炸机。日高惠三郎先生是友好人士,说真话。他私下里告诉我们,以后不要到日本讲课,他(指津村)刻扣太多,应该去美国讲学。我听了很感动。
第二年,我安排在我们气功疗养院,治疗他的高血压、冠心病。住了三个多月,血压恢复正常,冠心病痊愈了,他非常高兴。同我商量,计划把病人在院里的活动情况录下来,回去宣传,要更多的日本人来北戴河用气功治疗。我同意了。但是,此时却发生了“不该发生的故事”,…………。为了钱,我们院有的人对他进行了欺骗(欺诈他5000人民币)。我知道后立即退回了,但是日高惠三郎先生,被气得浑身发抖、血压升高,把已经录制的磁带他也全部销毁……,前功尽弃。他回到日本后,在他们关西气功协会介绍了这个“不该发生的故事”,所以,至今这个协会除一人外,没有再来北戴河观光和学气功的。这就是在我写的《中国气功必须走科学规范化道路》中一段话:“必须清除江湖作风和江湖气”,就是指这类事情。
(故事待续)
第三次赴日本关西大阪、神户等地讲学
我於1993年2月7日到北京,9日由北京直飞大阪,当日到神户。4月5日,由大阪直飞北京。讲学交流历时两个月,圆满完成而归。
1993年2月7日,赴北京2月9日,直飞日本大阪,再坐汽车到神户,应关西气功协会高野威先生邀请访问讲学一个月。又应名古屋市中日气功研究所林茂美所长,再次邀请讲学一个月。因为我拿的是公务护照,必须给卫生厅、疗养院写信说明情况,申请延期一个月(河北省当时规定:退休的高职称医师不能留在国外,河北省某医院一位退休的医生出访俄罗斯不归而受到批评,所以卫生厅规定副主任医师以上人员出国,必须到卫生厅办理政审,申请公务护照)。
4月5日,由名古屋直飞北京回国。此行在日本两个月,第三次来日本颇有感触,拟写第三次赴日访问随笔(已写了一篇第一次《赴日访问随笔》发表在健康报、气功报、气功与科学等报刊见附件),有的是转载。
这一次在讲课之余,津村喬先生安排我参观了日本的“中医医院”。据介绍在日本共有六个中医医院,我参观的这个中医院是比较好的,可以收治日本公费医疗的患者。这个中医院是按照中国传统中医院模式建造的,属于综合性中医院,有内、外、急诊、手术、妇、儿、急诊、针灸、五官、神经、肿瘤、心理、放射、理疗、体疗等俱全。而且中药房比中国的干净漂亮,药库有防潮、防火、防鼠设备。也用中国称药的十六两的小戥子,很有意思。不过比中国先进一步,这个中医院采用电脑管理,大夫看完病后开处方是通过电脑传达到药房,病人坐在前庭等候。
如果是住院病人,由护士取药后病重的有煎药工熬药,付一些煎药费。能走动的病人也可以自己煎药,煎药室很干净、漂亮,准备了很多煎药炉、量杯、座椅等。每个药代上注明如何煎药,放多少水,煎多长时间,最后要服多少汤药,一目了然,一看就会,比中国的医院想的细致、服务周到、方便,令人舒服。目前,我国许多中医院还没有做到这一些。
我坐在中医院的候诊室里,观察病人如何挂号、就医、检查、治疗、取药,给我的印象非常之好。在参观了针灸治疗室时,看到医生取穴准确,消毒认真(都用一次性针灸针防止交叉感染),医生用酒精消毒后再脱碘,比较认真(在中国的针灸科大多数只用酒精擦一擦就进针,达不到消毒目的,有的一个酒精棉球擦好几个穴位)。如果他们不说话,同中国的中医院没有什么区别,而且比中国中医院的管理要先进的多。
我又参观了比较正规的个体门诊部、门诊所,还参观了富山市的医科药科大学和“和汉药研究所”并作了“气功与养生药膳”演讲,这都是最难得的。和汉药研究所所长难波恒雄教授一生从事中药研究,也是热爱中国文化的老者(这年他已经70多岁),每年都来中国讲学访问1-2 次,据他自己介绍已经来中国70多次,兼任南京中医药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等客座教授、研究员等职。同时他还带中药研究生,每期10人(中国研究生每期4-6人),还有其他国家的研究生如斯里兰卡、巴基斯坦、越南等。
难波恒雄教授也是日本“药膳研究会”会长,这个药膳会是他发起组织的,有很多会员。在听了我的演讲之后,他很高兴,请我吃药膳会餐,同时请了会员20多人(都是学会负责人)。富山市的药膳餐馆是中国人开的,老板是中国扬州市一位女士(会日语兼翻译),他又从扬州请来5位懂点药膳的厨师,开办了这个药膳餐馆,搞的满红火。
给我做翻译的姑娘是难波恒雄所长的研究生(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公派研究生,已经学了六年就是不给博士学位)。我吃了一顿具有中国味道的药膳大餐,这在中国也是难得这种口福的。由于味道鲜美,菜肴品种较多,十种以上,质量上乘,比如每人一个鼋鱼(约半斤重俗称王八)、八宝粥,这两样就吃饱了,由于贪吃撑的我消化不良闹胃肠炎,拉了一天肚子。我问难波恒雄教授:这一顿药膳要多少日元,答曰:一万五千日元(当时合人民币1400多元)。他说就是日本人天天吃也吃不起,他的会员也只是每月聚会一次吃这种药膳。离别时难波恒雄所长又赠送我他写的《药膳》——中国3000年の传统が生ぃた ╯极の健康料理。
由于翻译姑娘事先做了准备,翻译的很成功。难波恒雄所长非常高兴,在餐桌上就答应给她博士学位。这位留学生高兴极了,不知如何感谢。我告诉她:我也是中医研究院针灸所的进修生,希望你学成回国。据了解,是难波恒雄所长的助手给她作难,要她做肉体贡献。但是,这位姑娘很传统、正派,没有答应这位“二把手”的要求,等了两年没有安排博士论文答辩。我同情这位姑娘,事先把要演讲的内容我都介绍给她,她还有一位大师兄(拿到绿卡全家迁到日本工作的留学生)帮忙。
事先我已经和津村喬先生议定,在访问交流中还要穿插参观日本个体医生开的门诊所,当然要看比较标准的诊所。进一步了解日本医生水平如何、医疗条件如何,如何看病、检查、化验、透视、理疗、取药等。我想比较一下中国的个体医生诊所和日本的个体医生诊所有那些相同与不相同的地方,个自有那些优势,中国有那些落后于日本的地方,因为我已经想到退休之后,为了生存也将要开一个私人诊所,或者到日本打工。
在参观完诊所后我有这样感觉:日本个体诊所的医生技术水平,普遍比中国高的多。比如,为了减少用人每个人要兼任多种工作,一个医生要看病、检查(包括放射的透视、照相、使用胃镜等)治疗(各种治疗仪器的应用)。
护士要除了本职工作外,还要会拿药、化验、会计等。也就是说每个人要顶3--4个人的工作,在目前的中国除非较大一点的联合诊所外,其他的个体诊所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现在的中国医生学了西方那一套分科,而且越来越细,就会一点专业。内科医生有几个会去透视、照相、洗片、看片,做心电图、脑电图、分析心电图、脑电图,使用胃镜做检查,自己化验并报告结果等……。日本个体医生如果不具备这些技术,政府不会准许你开业,就是开业了你也不可能成功。
當然,不僅在日本,在西欧、在美国也如此,他们对医生的要求更加严格。中国过去由于缺医少药,特别是农村,一些没有受过医学教育的人、游医、江湖郎中等混进了医疗队伍,整顿改革进展很难。中国“入世”后,在医疗卫生战线上将会有一次较大的“革命”或者叫“改革”,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
我也说两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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