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天戈

一九六五年参加首批上山下乡医疗队

    在这一年，毛主席发表了最高指示，也就是626指示。目的是砸烂老爷医院，把资产阶级权威、资产阶级遗老遗少赶到农村去。要伤筋动骨砍掉一半，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不是什麽权威，只是由于家庭问题，当然要第一批下乡，除几个出身好的以外，大部分是有家庭出身、成分问题或本人有历史问题的。我们的医疗队是唐山地区统一排号，我们是第六队。我们是综合组队，与市传染病院、市中医门诊部、市工业局卫生所联合组队，共三十余人。我院张敬院长（海军408医院医务处长转业）任队长兼书记，张敬禹副院长任副队长，市中医门诊部段秀峰主任，任副队长。内、外（可以手术）、妇、传、五官、眼、牙等各科俱全，技术力量相当于一个县级医院。

    我们第一站是在丰润县的王官营工委的王官营镇，以后在缺医少药的地方又设立几个分点。我曾在火石营、上水路、下水路、何家营、潘家峪、沙流河、韩城、陶李营、丰润县城关卫生所等地，巡回和蹲点医疗。

潘家峪接受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阶级斗争教育

    在这次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一年中，我们医疗队曾三次到丰润县、滦县、迁西县三县交界的山沟里，就是节振国打游击藏身的潘家峪大队，接受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以及阶级斗争教育。在抗日战争中，据介绍这个村被日本军人一次杀害了一千二百多人，他们的尸骨分别埋在男、女两个大坟丘里，这是一次震惊中外的血腥屠杀大惨案。每次都由侥幸活下来的潘大爷讲解惨案发生的过程。

    参加秦皇岛全市卫生系统下乡医疗队文艺大会演，我同市传染病院李国兴大夫说相声，和山海关人民医院王春荣化验员表演男女二重唱《红梅赞》。虽然农村生活艰苦，但也有愉快，自找其乐嘛，同时也可以锻炼演讲口才。我对我自己能在众人面前说相声，而且能逗大家发笑，就是我自己都感到意外。这也许是虽然下放到农村了，可心情舒畅了，天天爬山、涉水，穿林海、采中药、摘野果、喝山泉水、没有勾心斗角，饱吸大自然清新空气，好不惬意。

一九六六年主要大事和行踪

培养赤脚医生和大队卫生员。我培训半农半医的医生比较多，而且所有针灸课几乎都是我讲。一边讲课，一边带他们在农村实习，同时我的针灸技术也得到提高。在不断的巡回医疗实践中，我发现了针灸疗效与针灸者的健康程度、心理状态有点关系。这一发现对我以后写《气功与针灸的关系及其临床应用》论文打下了基础，摸到了“蛛丝马迹”。

发现针灸与气功有关系并做病例积累

    针灸是中国固有的治疗方法，又是中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针灸与气功有什么关系，尚没见到有关报道。我在气功疗养院学过医疗气功，很自然的把观察到的现象与气功联系起来，这就是我在抚宁县山区驻曹营一带农村，培训赤脚医生时，发现20左右岁的青年，学会针灸技术后，他们的针灸治疗效很好，而且立竿见影。为什么有的老大夫没有学几个月的青年“半农半医”针灸效果好？也可能是偶然现象，为了观察效果，我便换一个地方重新培训新的赤脚医生，这样换了几个地区，也换了几批学生，结果有同样的效果。在此期间，我有个病人，他是山海关印刷厂的厂长，我请她给我印了一些针灸治疗卡片带在身上，开始积累病例资料，进行科学研究。在1978年，我写出了《气功与针灸的关系及其临床应用》，刊登在《秦皇岛医药》通讯，公开发表在《中国针灸》杂志的《耳廓穴位点压治疗落枕100例》。

    1979年、1980年，我写的几篇文章分别获得唐山地区中医学会一等奖和二等奖。1981年，《浙江中医杂志》公开发表了我的《针灸与气功》论文。我发现了医生的正气可以在施术时，通过针体传导给病人，甚至不用针，通过手指点压患者的穴位，也可以有同样的作用。因此我对《针灸大成》、《针灸甲乙经》等经典著作中的手如握虎一说，有了新的理解。这句话不只是对医德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医者要高度集中精神，意念守在手指和针尖上，才可进针。健康报刘燕玲主任曾报导我的气功与针灸的结合是填补了一项空白。为了进一步证实我的这个学说，又与解放军507所合作，对《张天戈医师气功针治疗高血压病的观察》进行了三年的研究（阶段成果已公开发表）。《耳廓穴位点压治疗落枕》发表在《中国针灸》杂志。1993年，在美国人体科学会议上，我的《实用气功手册》获一等奖，《针灸与气功》论文获二等奖。

1997年，在美国洛杉矶召开的第九届世界针灸学术交流会暨中西结合学术交流会，《气功与针灸结合及其临床应用》，获贡献奖和论文奖，该文还在泰国国际中医学术会上获金象奖。在日本、德国、法国、美国、印尼等国，曾为医生们做过专题讲座，这些国家的医生对气功针非常有兴趣。说明我做了一件有益于人类健康的事。其实，气功针并不是我的发明，只不过我把祖宗的宝贵东西又找回来了。

在王官营工委批判三家村、四家店，四清运动进入更高潮

    1966年，在丰润县王官营工委，召开批判“三家村”、“四家店”大会，要医疗队也参加，这是极不寻常的。王官营工委全体干部，下属单位头目，都参加了批判大会。这次批判会，开始了指名道姓的批判，如：吴晗、邓拓、廖沫沙等。会议进行到高潮中，把事先准备好的稻草人，放在会场中间，由民兵们用刺刀刺向稻草人，刺后又把稻草人用火点着，把稻草人烧成灰，批判大会结束。我们几位医生私下议论：更大的阶级斗争的暴风雨，即将爆发。

医疗队长被揪回秦皇岛市里，游街示众

    此时医疗队又接到通知：要医疗队的副队长段秀峰主任（秦皇岛市中医门诊部主任，本市十大名医之一）立即回市里。他回到秦皇岛火车站，还没有出站，一帮造反派就给他带上了高帽子，拉出去游街示众了，然后批斗。他感到意外，很是想不开。他的第二夫人（他有两个太太）也害怕造反派就上吊自杀了。队长张敬院长、副队长张敬禹副院长也怕的不得了，他们也接到医院造反派通知，立刻回医院交待问题。我们又像没娘的孩儿，被扔到农村了。  

医疗队撤回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

    我们医疗队已是无人管的孩儿，我给医院打电话，医院让我向唐山地区卫生局请示，地区卫生局的负责人也不知道如何办，他们也没有接到上级的指示。既然农村不能呆就把医疗队队部先撤到地区卫生局，这样我们又在唐山市地区卫生局里做扫尾工作。以后接到上级指示，农村医疗队全部撤回，此时才回到医院工作。所以说，我和吴会（吴会是地主出身的医疗队会计）是最后回到医院的，也是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间最长的人。

摘自<我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