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进山城”和创办《北戴河气功》杂志

作者：张天戈

2006-6-3 11:50:47

“三进山城”和创办《北戴河气功》杂志

“三进山城”是我和同事们、老朋友们的戏言。我在第三次又被借调到河北省北戴河养院是在1980年的9月，属于借调工作。因为我不想再回北戴河从事气功医疗工作，完成写作任务后仍回到山海关人民医院工作，并计划调回北京。河北省北戴河疗养院负责人多次与山海关区政府、区委、人民医院协商借调我几个月到北戴河疗养院协助刘贵珍同志写书稿（协助写书稿的还有原省疗养院的田宏计、赵宝峰二位医师）。当然，也许省疗养院真的需要我回来工作，他们又积极到河北省卫生厅办理调动，结果在12月份，河北省卫生厅就下来正式调令，我的一切人事关系又回到了北戴河。但是，事前我一无所知。回山海关工作的计划和回北京的计划都被打乱了。

1980年11月上旬“河北省北戴河气功疗养院”的牌子又挂起来了，与“河北省北戴河疗养院”并列左右门口两则，并开始接待病人。《新观察》等杂志、报纸作了气功疗养院开始接待病人的报道（为了回避11月7日前苏联的这个纪念日，特意在11月8日挂牌、发消息）。

书稿完成后，为了“重整气功河山”，院方要我再次组建气功研究室，这是一项艰难的工作。十年文革运动，气功又是重灾区，十多年的政治运动造成人事变化很大，矛盾重重；所有气功资料、图书、病历等，除留极少部分作为批判之用外，全部焚毁了。

我在当时表示：组建气功研究室有困难，刘贵珍院长和于仲文书记也知道困难程度之大，最后他们决定由刘贵珍兼任研究室主任，我任研究室副主任，由此，我可以有些工作上的方便。

在1980年12月，河北省北戴河气功疗养院的气功研究室正式成立了，但招聘人才又成了难题……

（见另一章节《参考消息》上发招聘气功医疗临床、气功科研人才）

我落实政策之后，组建了气功研究室，开始收集气功资料，到处买古今气功、养生、体育健身、武术健身等图书资料。在院内粘贴搜集气功疗法资料告示：欢迎大家把文革散乱丢失的气功资料送回来，确实也有一点作用，收回了几本气功书籍，但是，大部分珍贵资料已经无法找回来了。

此时，我又想起再办一个气功杂志的念头：如果我把这些有用的气功资料、病历、病例报道、科研文章、理论研究、综合治疗等放在杂志里，即便再有第二次、第三次文化大革命爆发了，这些资料也是烧不尽的，总会有些留下来给后人知道气功疗法不是坏东西，对人类健康、养生事业是大有好处的珍贵东西。因此，我又萌发了再办一个气功杂志的决心。

时过境迁，刘贵珍院长在当时不同意我去办气功杂志，而要我把气功研究室扩大，并恢复全国医疗气功学习班，过几年后再办气功杂志，他也怕我分神太多……。各地医疗卫生单位也要求办医学气功学习班；各地许多病人要求来院治疗，也是形势所迫。到了1984年，全国医疗气功学习班已经恢复两期（1982年第一期成功）。我工作之余，悄悄准备的气功杂志稿件已经积累一些，如果办双月刊也够两年用了。1984年刘贵珍病重转北京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住院治疗，正巧，河北省疗养院院长、书记们这年换届。新院长周稳同志和新班子上任了，他们都很支持再办杂志，我非常高兴。很快，1984年《北戴河气功》杂志就这样问世了。

又是天缘巧合，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贺敬之同志住院疗养，请他为杂志题写刊名，这就是《北戴河气功》刊名的来历。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年代，各种事物在不断地、出人意料的变化着，国内气功杂志已经出刊好几种了，我们还是河北省出版局批的内刊号，要试刊一年后才可以给对外刊号。故此，在办理公开出版的时候，我们的气功杂志社、气功编辑部已经组建完成，编制在气功研究室内。大家热烈讨论认为，既然公开出版了，我们气功疗养院是全国第一个搞气功医疗的单位，有资历、有条件、有人才，可以用《中国气功》这个名称。但是，在办理刊号的时候又出现新问题，新的规定，必须有中央级别的单位合作才能批准用“中国”字样，我们又找北京当时的出版署，由于全国是第一家开始搞气功疗法的单位，勉强批准了对外刊号，1986年《中国气功》公开出版了。

但是好景不长，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成立了，我们必须与该协会合作，否则我们必须更改刊名。因此，我们与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张震寰理事长、肖松、左林、李之楠等多次谈判，最后，互相理解各自的难处，他们派了左林担任《中国气功》杂志主编，派两名兼职编辑，1987年与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正式合办《中国气功》。但是，刊名必须由研究会提供。故此，当时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彭冲同志为《中国气功》杂志题写了刊名。我们请贺敬之同志题写的刊名拿下了。

重  要  启  示(历史文件)

经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与河北省北戴河气功疗养院协商决定，从一九八七年一月起双方合办《中国气功》杂志。中国气功杂志社仍设在北戴河气功疗养院内。

《中国气功》杂志社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十二日